第5章执剑天涯,静听风雨-《莫若相逢于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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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又一一列举理由,是不是“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是不是“百官之奉养或费,无用之事或多欤?何其民食之寡乏也?”虽然是在两千多年以前,但皇帝并没有将民食不足的过失一切都推在老天爷头上,而是担心自己对待属下百官还不够好,担心自己劳民伤财的无用之事做得太多。这篇诏书最后说:“细大之义,吾未能得其中。其与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议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远思,无有所隐。”他自己承认不懂,请丞相以下,大家一起来研究,只要有利于百姓的事,尽可大鸣大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从秦朝以至汉初,有一种官叫作“秘祝”,如果发生了什么天灾怪异,这种“秘祝”官的责任,就是要找出一种天文学上的理论根据,来委过于哪一个臣子。例如,说某地大水灾、某地大地震,“秘祝”便说,这是国防部部长做事不对,应当罢免,或者是农业部部长未尽职责,该当杀头。有了这“秘祝”之官,皇帝就永远是对的。一切过失由臣子或百姓来负担。但汉文帝认为不对,他说百官是我任命的,他们做错了事,应当由我负责,“秘祝”之官将我的过失推诿给我的干部,实则是在张扬我的不道德行为。他的另一道诏书中曾说道:“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秘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历史上对文帝的施政,说那时候“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行天化下,告讦之俗易。吏史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当时社会上的风俗是宽厚仁笃,连谈论别人的过失也觉羞耻,告密之事更是极少发生。
汉文帝直到临死,还在关怀百姓。他叫群臣百姓在他死后不可服丧太久,以致妨碍正常生活。他说自己一生对百姓没有什么帮助,已经十分过意不去,怎可因自己的死亡而再来连累大家?他遗诏中道:“朕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自然,奚可甚哀?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两千多年之后,我们读到这遗诏,仍是不免有心酸之感。当政者爱民以德,老百姓自然拥护。他不必自称是“英明的、伟大的”,也不必叫人在听到他名字时必须“立正致敬”,相反地,他总是念念不忘于自己的“不德”,念念不忘于“无以佐百姓”。
柳宗元·郭沬若·郭橐驼
报载,柳州纪念柳宗元的柳侯祠,现在已成为柳侯公园,郭沫若先生游览后有律诗一首,诗云:“柳州旧有柳侯祠,有德于民民祀之,丹荔黄蕉居士字,剑铭衣冢后人思。诞敷文教锄奴俗,藻饰溪山费品题,往日瘴乡流窜地,于今沆瀣沁心脾。”柳侯祠有韩愈作而苏东坡书的一块碑,纪念柳宗元的事迹,第一句是“荔枝丹兮蕉黄”,柳侯祠旁有柳宗元的衣冠冢。郭诗中丹荔黄蕉、剑铭衣冢云云,当是指此而言。
韩柳向来被认为是文章之宗,柳宗元和韩愈并称。韩愈曾被贬至潮州做官,柳宗元曾被贬至柳州做官,两个人各和两广有关,而且各在当地做了好多好事。两人文章齐名,但说到道德,千载以来,总是认为柳不如韩。因为柳宗元曾附和王叔文,王叔文一向被认为是奸诈小人。但近来有许多历史学家替王叔文翻案,说他是“进步政治集团的领导人”“压抑权贵的进步政治家”。
看到报上所载郭沫若先生写诗描写柳宗元,不禁想起千载以前,柳宗元的笔下也曾描写过一位姓郭的人。这位郭先生是个驼子,不是文豪诗人而是种树专家。这篇文章许多人都读过的,那就是《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种树的本事高明至极,所种之树,无一不活,所结的果实又极多。人家问他有什么秘诀,他说秘诀很简单,只不过是顺于树木的天性,不去妨碍它的生长而已,种好之后,不再去理会而已。郭橐驼说,有些辛辛苦苦的种树家却不然,树木的根本要舒展,他们却将之卷了起来;树木喜欢生惯了旧土,他们却去搬了新土来,自以为有益于树木。早晨去瞧瞧,晚上去摸摸,剥开些树皮来看看是否活了,摇动树干看看是否种牢,结果是“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
人家又问到做官的道理,郭橐驼道:“我只知种树,做官的道理是不懂的。但我在乡下看见官员们最喜欢发号施令,好像是非常爱护老百姓的样子,其实是造成了极大的灾祸,早晨傍晚,不断有官吏来下命令:‘长官叫你们大力耕田,叫你们要做好植树的工作,督促你们展开秋收,快些缫丝啊,快些织布啊,你们的幼儿要好好抚养教育,大力开展养鸡运动,大力推广养猪运动!’他们打鼓敲木,召集群众,鼓动生产热情,布置农业工作,我们小百姓为了应付长官,连吃饭也没工夫,哪里还说得上安居乐业?大家累得半死,憔悴疲病,我们这些庄稼人还活得成吗?”[1]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不赞成柳宗元的政治作风,但很佩服这篇《种树郭橐驼传》,在《资治通鉴》中曾节录此文,评曰:“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注释
[1]原文是:“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六六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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