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

    文化传统不管如何深厚，总可以被人为力量所毁灭。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的文明都早已消失或僵化了，印加帝国和古地中海文明只成为后世考古学家发掘的材料。中华文化发展了四五千年，是今日世界长期维持下来的、独一无二的文化传统。

    倘若中华文化没有什么价值，对于现代人的生活害多利少，妨碍中国人的进步发展，不可能对全人类做出积极贡献，那么毁灭了也不足惜。但事实恰恰相反。西方强调机械与物质的文化体系，到今天遇上了重重阻碍，人类似乎渐渐走进了没有出路的死胡同。中华文化正为全人类提供一条可行的道路。未必这是唯一可以解脱困难的方向，然而事实摆在这里，五千年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一直平安而富强地存在着，中国每次总是在忧患和灾难中重新站起来，保持平安而富强。别的国家都不能，中华文化却做到了。这样的文化绝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我们爱中华文化，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价值，并非纯是出于理智的考虑。我们生在这个文化环境中，吸取着它的乳汁而长大，不管它好也罢，坏也罢，就是热烈地爱它。我们的父母不是世界上最完美伟大的人，我们爱父母并非由于他们的完美伟大，只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父母，以爱还报爱，甚至也不是有意识地还报，而是内心不得不爱。对于中华文化，我们心里同样有这样一份温情热爱。我们爱中国的音乐图画、唐诗宋词、民歌戏曲、章回小说，并没有去比较这些作品是不是比外国的更好，只是为了我们说不出的喜欢，宠爱它们，宝贵它们，像每个人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对情人的爱，不免想到他的性情容貌、才能品德，对子女的爱却完全不考虑这些，只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爱美貌的、聪明的、富有的子女，以同样的爱心对待丑陋的、愚笨的、贫穷的子女，甚至对后者可能有一份更多的怜爱。

    秦始皇要烧尽普天下的书籍，只保留极少数的医卜种树之书。这强力的摧残，使得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学术、黄金时代风流云散，然而，中华文化并没有给他毁灭。只因为秦朝统治的时期很短，来不及毁灭一切。有些书籍给人藏在墙壁里，后来找了出来；有些书籍给人记在心里，后来默写了出来。如果秦朝延长到二三百年，很难想象今日的中华文化是否仍然存在。

    《明报月刊》出版了十年，对于发展中华文化并没什么贡献。然而我们似乎做了一堵小小墙壁，保藏了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全世界这样的墙壁很多，我们是其中之一……我在《侠客行》小说中写过一段话：

    石清心中突然涌起感激之情：“这孩儿虽然不肖，胡作非为，其实我爱他胜过自己的性命。若有人要伤害于他，我宁可性命不在也要护他周全。今日咱们父子团聚，老天菩萨，待我石清实是恩重。”双膝一屈，也磕下头去。

    我们办这个刊物，无数作者和读者支持这个刊物，大家心里，都有这样一份心情。

    出版《明报月刊》这样一份刊物的心愿，蓄之已久，当我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时，我曾和刘芃如兄（十多年前因飞机失事逝世）、周榆瑞兄（目前在英国）一起筹划，但没有成功。后来创立《明报》有了基础，更得到许冠三兄的全力推动，和海外陈完如先生、姜敬宽先生等旅欧十位学人长期通信，终于决定创办。第一期中发表了一封我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二日写给这些朋友的通函，其中第五点说：“杂志的编辑宗旨，简单说来，希望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也应当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我们希望在经济上，它每月的亏累能逐步减少，以至能自行平衡……不可能以‘中国士大夫’的方式来办这本杂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要一个事业长期维持，必须企业化地经营和管理。但也不是纯粹的生意经，因为它是‘不营利’的。”

    十年来，编辑宗旨没有改变，虽然做得远还不够好。经营方式也没有改变，《明报月刊》仍是不牟利的。现在每个月结出账来，有时赚一两千元，有时蚀一两千元，赚得多了，总是在月刊本身上花了去。至于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补贴。

    回忆十年前筹备与出版《明报月刊》之时的情景，既觉得喜悦，也是大有感喟。那时我家住在九龙，为了决心办成这份许多人认为绝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在香港租了一层楼，把间隔的墙壁都拆去了，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日日夜夜地在这书房里办月刊的事。附近再租了一层楼，作为月刊的编辑部。最初协助我工作的是许冠三兄和王世瑜兄，后来有孙淡宁、黄俊东、丁望、王司马等几位加入。现在许、王两位去发展别的文化事业，各有成就，其余几位到今天还都是月刊的骨干，一直辛劳了十年。

    月刊创办一年多之后，胡菊人兄由于志趣相同，放弃了稳固的职位与优厚的待遇，来主持月刊的编辑。从那时起，我就完全不必为月刊的编辑工作费心了。他编得比我好，有他自己的风格。能有这样严谨负责的人来参加合作，是我一生之中最大的好运之一。他是我的围棋棋友，棋力和我不相上下（意思说都相当低。台湾的《围棋》杂志给我的称号是“香港棋坛闻人”，倪匡兄对这称呼大大赞赏，因为这表明名字倒众所知闻，棋力之低，却也可想而知）。我是“冲动派”，下棋可以大胜，更常大败；菊人兄是“稳健派”，败而不溃。这两种不同棋风，也分别反映在《明报月刊》最初两年和其后八年的内容上。

    月刊的印刷、发行和经理工作，十年来在沈宝新兄主持下顺利进行。“十年中一切顺利”，这句话说来轻描淡写，然而其中所包括的策划、监督和各种困难的解决，所花的心血当然殊不寻常。在经理部业务方面，长期尽力的有戴茂生、陈华生、吴志标、蔡辉霞、叶敏冰、王陵等几位。还有处理秘书事务的莫圆庄小姐。

    当然，必须感谢我们遍布世界各地的作者和读者。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大家所共有的一个刊物，不必由我特别提出来表示谢意。在执笔写这篇文字时，回想到了十年前写“创刊词”时的心情，那时是兴奋中带着惶惑不安，现在除了兴奋之外，是深深的感激。

    当我在亲自主编之时，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她在这段时间中没法照料孩子。我们的小女儿阿讷那时还只两岁多。这个向来文静的小女孩忽然爬到钢琴上，摔了下来，跌断了左臂。我接到大孩子的电话后，忙赶回家去，抱了她去请医生医治。她没有哭，只是睁着圆圆的大眼望着我，我心中却在想着，这一期的《明报月刊》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插画，发稿的限期却已经到了。

    现在阿讷十二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十年那样，从不脱期地出版，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更加希望，到了那时候，《明报月刊》已不只是消极地企望保存一部分中华文化，而在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上已做出相当贡献；希望那时候保存和发展中华文化的工作，有千千万万人正做得如火如荼，《明报月刊》成为整个大工作中完全协调的一个部分。

    原载于《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