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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中”在埃尔比的宿舍是一个简陋的当地民居，两层，楼顶有个天台。

    夜已深，钱旦和刘铁两个人仍站在天台上聊天。

    刘铁绘声绘色地讲他的伊拉克故事，譬如在巴格达机场望着头顶飞着的美军“阿帕奇”直升机时生怕自己动作大了一点而招致误会，生怕炮火从天而降时的不知所措；譬如在摩苏尔大街上与汽车炸弹擦肩而过后的庆幸；譬如在睡不着的夏夜躺在巴士拉的屋顶上欣赏远处火箭弹划过夜空，像期待烟火绽放的诡异心理。

    钱旦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听入了迷。

    他问刘铁：“你老婆是一直在伊拉克陪着你？”

    “嗯，当初我们来伊拉克的时候没有民航班机，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进出不容易，她非要来看我，来了就懒得走了。”

    “你们那时候是从约旦的公路进来的吧？挺危险的。”

    “不是，我们的路线更复杂！先从迪拜飞到伊朗，再坐‘伊朗航空’的‘图154’从德黑兰飞到下面的省里，再坐汽车到两伊边境，然后钻两伊边境的铁丝网过来的，路上花了几天，电话不通，家里人急死了。他们笑我怕老婆，我是对老婆有敬畏之心，走到哪里她都敢跟着。”

    刘铁接着说：“我们的中方员工保持现在的人数差不多了，今后业务量再大，也要慢慢依靠本地员工了。”

    钱旦的记性很好，他说：“我还记得我刚到北非中东的时候你说要逼着你用本地员工的话你就不干了，现在改变主意了？”

    刘铁不好意思地说：“那个时候想能多要几个中国人就多要几个中国人，带本地员工多麻烦？当时我看他们都是打着一个标签，‘伊拉克人’。现在相处久了，再看他们，萨米喜欢巴塞罗那队，拉吉支持皇家马德里，哈里刚生了一对双胞胎，萨达早几天拿到了驾照，法瑞斯的弟弟进了‘ac电信’工作，哈桑喜欢弹吉它。伊拉克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兄弟，一样可以各司其职，各尽其才。我们明天回苏莱曼尼亚，后天我组织一下，安排你和本地员工们座谈一次，让你认识认识他们。我现在对他们很有信心。”

    钱旦说：“好啊！我说你们‘吭哧吭哧’整了十多个本地员工了，原来是你换脑袋了。”

    刘铁说：“你前段时间给大家发过一个邮件，讲要解决中方员工和本地员工两张皮的问题，需要先在本地员工中识别出同路人，再把同路人变成领头羊，我觉得有道理。我们有个叫萨米的，很有潜质。他以前住在巴格达，是个基督徒，战争之后跑到苏莱曼尼亚来的，工作态度和技术能力都很好，将来就可以成为领头羊。其实伊拉克人的素质、教育水平不算差，可惜打仗把这个国家给毁了。”

    钱旦亦有收获：“我们一起多想想办法，争取把伊拉克变成我们培养、使用本地员工的标杆，我在地区部叫得再多，也不如有一、两个标杆冒出来给大家做示范。你刚才叨叨每个本地员工的特点，我觉得挺有启发的，我们得欣赏个体差异，不能总是要求所有下属都非要长得和自己一模一样，其实带中国人也是一样的。”

    两个人窃窃私语，直到夜里三点。

    钱旦在伊拉克出差半个多月，终于到了离开那一天。

    他的回程之路也不轻松，早早去了机场赶上午十一点的航班，经历了所经历过的最严苛的安全检查，被狼狗嗅过身体，被开箱翻过行李，连电脑都需要打开电源直到安检人员可以看得到“windows”开机画面。

    一切手续办理妥当后却开始了漫长等待，航班起飞时间一次又一次被推迟，吃过午饭没有动静，吃过晚饭仍然没有动静，一直等到晚上九点才开始登机。

    他上了摆渡车，车到了飞机舷梯下，却看见空乘人员在飞机上摆摆手，摆渡车竟然就要掉头往回开。钱旦憋了一整天，实在忍不住大声叫嚣起来，飞机上的空乘发现了这位愤怒的国际友人，做了个手势，放他一人上了飞机。

    摆渡车载着剩下的一车当地人开回了候机楼，估计他们要等到第二天才能飞了。

    走进机舱，里面真的只剩下一个座位了，坐飞机竟然也会遇见差点挤不上的状况。

    飞机已经在跑道上滑行了人们还在大声讲着电话，两个孩子在妈妈怀里比赛谁的哭声更加洪亮，机舱里面喧闹似集市。

    钱旦对周围一切不以为然，坐定以后就沉浸在自己的心情里：六零后的老张、七零后的刘铁、八零后的王海涛，他们的欢笑、泪水、讨论业务和朗读英语时的大嗓门，一幕一幕在钱旦的脑海里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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