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可见，苗医的形成，和蛊术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治疗方法中，也不乏可以看见解蛊的一些常用方法，在夏利穹的介绍中，苗医的用药特点，更能体现它与蛊术的关系！

    苗医用药多是植物药、动物药及少量矿物药。药的特征归纳起来有热、冷和不热不冷三种；热药可治冷病，冷药可治热病，和药可补体质、治亏损病。药物的“结构素质”决定药力及药性：“质粘者易消化，补气力，清头脑；质糯者难消化，强筋生血，易伤肚；质沙者好吃，补血肉，和血脉，较难消化，容易产生多屁；质面者糊口，补肉补气，利关节，较易消化，多食令人胃弱......”。

    苗药对采制有一定要求。植物药在有效成分富足时采集。如根类药宜在植株茂盛至翌年抽苗前采集，茎叶宜在生长旺期，花类宜在待放时，果实在初熟间，芽力求娇嫩鲜美，皮类以浆汁富足为好，鱼、虾、虫、兽要辨别真假，腐败者不能入药；矿物、金属宜剔净杂质。药物制作包括一般加工、炮制、提炼、合成及剂型改革等。

    苗医用药配方有两个法则，配单不配双及三位一体。配单不配双，就是只用1，3，5，7，9之类成单的药物种数配方，而不用2，4，6，8之类成双的药物种数配方。三位一体，就是领头药、铺底药、监护药三类药物共组成方。领头药，是针对病情起主要作用的药；铺底药，是对领头药有相资作用或对身体有补益作用的药；监护药，是缓解领头药、铺底药的劣性和毒副作用，督促共达病所的药。这三类功用药与别的药物共配成方，形成三位一体，才能发挥药物的良好疗效。因此，在选药配方时，在选药上、用药分量上、制作方法上以及服药方式、禁忌事项等方面，都要注意发扬事物之间的良性关系，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传说苗族医药学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有个祖传八代的著名苗医大师，名叫龙玉六，他在生前根据对小时师父画像的回忆，复制了一张“喔登嘎像”，他用汉话解释为“母药王像”。其画像是一个古老时代的女人，皮肤有毛，上身裸露，下穿树叶，垂乳，赤脚，手持医具，充分表现了为子孙后代祛病保身的慈母之心，也表现了苗族人对本民族医药学渊源的追溯之意。用社会发展的眼光来看，苗族的母系氏族早于父系氏族一两千年。在这漫长的年代里，由于母亲对子女后代的病痛伤损问题思想负担最重，当然她们就会首先研究医药，并会有所发现、发明、发展和更新，这是苗族医药学发源的必然规律。

    苗医认为他们的始祖是喔爸嘎（意为公药王或药王爷爷），能飞行于山谷之间“岔芮岔嘎”，口尝百草等，与“神农尝百草以制医药”类同，也与《山海经》记载的“十巫”采药为医同意。西汉刘向在《说菀》中所说的“古之为医者曰苗父”的“为医者”，是讲以行医为主要职业的人；“苗父”，则是指苗族中有较高医药学术水平的苗族老人，如“公药王”、“药王爷爷”、“巫彭”及“十巫”之类著名的苗医始祖。而“苗父”，也绝不是单指某一个人，而是对多个老苗医的统称。

    九黎部落在蚩尤为首领的时期，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初具规模。尤其在山东至河南一带，出现了具有古城市气派的繁华景象。因此才引起黄河上游甘陕黄土高原之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的东进，从而才发生多次较持久的九黎部落与炎、黄部落的战争。在这些战争过程中，苗族早期的医药学不但能发挥一定的治疗作用，而且其本身也可得到较快的发展。

    《说文》云：“古者，巫彭初作医”。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大荒之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山海经·海外西经》云：“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上下也”。

    《山海经·海内西经》又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xx窳（qi    yu）之尸，皆操不死药以拒之”。

    《山海经·图赞》云：“群有十巫，巫咸所统，经技是搜，术xx是综，采药灵山，随时登峰”。

    《世本》云：“巫彭作医”；

    《吕氏春秋·勿躬》也云：“巫彭作医”；

    《说文》云：“古者，巫咸初作巫”；

    西汉刘向《说菀》云：“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营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视，发十言耳。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

    《列子》云：“黄帝时，有神巫，自齐来，处于郑，命巫咸”；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归藏》云：“黄神与炎神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曰：‘果哉而有咎’。”

    从这些经史文献来看，一方面足以说明巫彭、巫咸等众苗父都是九黎部落时的苗族医药先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们不畏艰险，敢与青蛇、赤蛇等天敌搏斗，升降于险山峻岭之间采药，以及精心为各类轻重病人治疗的动人场面；还反映他们的医疗质量也达到能使轻重病人“皆平复如故”的高妙程度。这与苗族民间传说的喔爸嘎长年飞越于恶山陡水之间，尝遍千虫百草，精心研制医药，治愈十万八千个患病痛灾星的“代熊代夷”（苗族于孙），基本是一个类型。

    “三苗”时期，苗族医药学出现了革新的势头。湘西《苗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湖南城步苗族族源试探》说，阿濮仆僮和欢兜都是首先开采辰砂染衣、为药的革新人物。

    战国时代的楚国，苗族医药学发展至一定的高度，从屈原在湘黔苗地的著述来看，不但记载申椒、女萝、三秀、玉英、石兰、鹿、牛腱、琼浆、蜂、蛾、蝮蛇等150多种苗药。还根据事物生成“三生万物”及“阴阳三合”的原理，在《惜通》中记述了用“申椒”、“木兰”、“穗草”组成的治疗心绞痛的药方。此外亦记载了苗医的挂药疗法，吞服自然药汁法，粉散术，浴疗术，治神术等。他还指出人体的惠气，是抗御瘟神的能量，《大司命》中所说的“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愁人兮奈何，愿若今昔无兮，故人命兮有当，何离合兮可为”等，充分地表露了苗医破均衡的医学思想和大无畏的非天命观，为后来苗族医药学的发展立下了基础。